钟伟杰，毕业于台湾世新大学广电系电影组，2013-2016年任职VICE中国制片人，联合制片作品《我是仙女》获2016墨尔本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学生奥斯卡银奖。2016年至今创建“箭厂”并担任总制片人，制作纪录短片超过200余部。监制纪录电影《筑城纪》即将完成。
2016年7月，短视频已是当时的风口，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纷纷涌入短视频领域，短视频内容开始爆发式增长。
于是，箭厂在界面的支持下开始做社会性、新闻性题材的视频。2016年10月份上线至今，箭厂也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比如在头一年，箭厂所有的精力与钱都投在做内容上，那时想的是先把风格定位下来、把品牌内容做强，不考虑任何商业收入。
到了第二年，在内容打好基础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尝试一些商业化动作，包括跟一些品牌做定制食品；第三年我们加深了对于内容和商业化的尝试，和更多不一样的品牌或平台机构尝试新的合作，并且开始一起做内容。
今年是箭厂成立的第四年，我们想做更多不同的内容尝试，所以歌舞片、喜剧短片等等都是我们接下来的方向。
现在中国内容市场上不缺短视频，缺的是差异化的东西，箭厂成立的时候一条、二更之类短视频机构已经做得很好了，如果你再去套路化则跑出来的机会很低。
因此，我们从始至终在寻找内容上的新方向：市面上有什么，箭厂就不拍什么。如今箭厂的风格已经稳定下来，从题材上我们更重视人物以及其故事性，我们追求以更优质的视听语言去说故事。
这跟新闻出身的同行会有很大区别，对于新闻或者传媒行业的同行来说，他们可能会从文字入手去想故事，而我们无论是拍故事还是讲故事，或者是跟摄像的沟通剪辑，都以视觉化为最终目的。
我和小组成员们都是兴趣广泛的人，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对自己设限，只要某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在当下具有一定的意义或者独特性，那么就值得记录。
而对于我来说，一个选题中的人物或故事够不够出彩，主要能够最终靠以下几条去判断。
比如今天我要拍一个人，这个人有什么特性、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面对什么矛盾和冲突、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就是片子里面的故事。故事发展到最后可能是一个结果，可能是一个感受，也可能是一个未完成的夙愿。
举个例子，传奇人物的人生有血有肉、有笑有泪，要面对很多困境。我们拍一个故事，要去讲他如何来解决这些困境，和那些没有正真获得解决的困境。从中我们能看到他怎么面对社会，怎么面对不同的人。
其实做这样的视频有点像大家所理解的特稿，不像一般的新闻那样尽量客观地描述一个现实。我们先从现实里面提取素材，然后通过说话的方式去编辑，类似于一个作者写一篇文章时能够应用很多不同的手法去讲述这个故事。
我们能清楚的看见视频中一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场面，那些场面不是用他的话语或者文字表达出来的感受，而是你在看到他的反应后得到的反馈。
这一类议题中并没有一个或者多个很重要的人物，甚至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件，但是要想讲故事就要去做调查，要到这一个地区去看很多不同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强调第一视角去跟相关的人物接触，用视频去讲述记者角度所看到和发现的事情。我们也用这种方法拍了一个类似风格的视频。
比如我们之前拍的《横店群演风云》，人物是横漂（漂在横店的人）们，故事是横漂的工作跟生活。讲述的是他们怎么会来到横店做明星梦，现实跟梦想的差距是多远。
横店是中国最大的影视基地，是国产连续剧的代名词，这样一个非流动人口20万，外来人口达80%的乡镇，每天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是一个“魔幻”又“真实”的地方。我想表达的是横店造就了横漂，横漂也在改变着横店，这是中国的一个小缩影。
调查性议题的表现方式跟人物故事不一样，下面可以铺垫很多旁白，旁白的内容可以随着观众对这一个故事的了解去编写。这种类型的片子文字呈现更多一点，能够最终靠这些旁白去讲述一个故事，但不要把整一个故事前前后后的经历感受全部写进旁白。你在写这些旁白的时候，其实不是帮你交代故事进程，你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个人的观感。
最近我们也正在做关于烂尾楼的故事，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我们能看到各个城市都有一些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些烂尾楼的情境之下，这些业主有些什么故事或者是他们处境怎么样？如果我们能抓到一些好的人物，这个议题本身则很值得被记录。
短视频要想吸引人，重点是戏剧张力，跟你看剧一样，里面的人物要有矛盾冲突，他们要面临一些困难要克服抉择，让你的故事有推动下去的动力。
首先，它跟宏大的议题“死亡”有关。从人性角度看这件事儿，故事中做海葬事业的船长每天接触死亡，那他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这个议题是大的哲学议题，但我们用所谓以小见大的方式去说，即他怎么样去做这个事业。
另外，除了人物（船长一家）以外，我们还得到一个机会，就是拿到了海葬过程的拍摄许可。单从视频最终的效果来看令我感动，因为这个仪式是简单、庄严的，这很巧妙地反映了船长这个人物对待“死亡”的一种态度：他做了那么多年的海葬，对“死亡”反而看的很淡，但他更在意的是在“生”这件事情上得到的生命体悟。
所以这个题材虽然是在拍船长与海葬，但也有一定的社会性，即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接受海葬，以及怎么样看待海葬这件事情。
除开选题以外，我们对后期制作花费了较大心力，很多时候我们拍一个片子都用不了多久，可能五到七天就拍完，但花在剪辑上的时间却是拍摄的好几倍。
我们宁愿花更多时间跟精力让导演、制片跟剪辑师去磨内容，包括画面的焊接、结构的搭建、音乐的使用等等。
像上面这个片子，跟采故事主人公近一个月，导演自己剪辑近一个月，他需要去跟里面的人物产生共情，思考怎么样去表达人物心理的状态。然后通过剪辑的节奏，通过音乐去表达出这个人物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总的来说，我认为箭厂视频的内容之所以能够从始至终维持在一个水平线，并保持内容的质感，其实源于我们的生产人员构成和内容生产流程。
我们跟采编的结构不一样，而是类似电视台的编导制。作为一名导演你只需要控制这个片子的艺术质量就可以了，但我们把制片人头衔放在前面，意思是我们更重视策划——规划和拍摄项目。
从前期的故事到预算到成本控制，我们统一以制片人作为项目的核心。制片人做什么？选题的挖掘，制定拍摄方案。
他是拍摄项目的统筹者（预算及拍摄行程等），整个项目的负责人。要做前期与拍摄人物的沟通，获得相关的许可，作为媒体需要得到被采访的认可。
同时他负责在拍摄时与摄影师沟通。在拍摄现场，摄影师会分担很多很重要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摄像师判断做什么，而不是制片人赶紧去拍这个拍那个，这个沟通很重要。制片人要跟摄影师讲清楚，帮助摄影师做出正确的判断，知道该捕捉什么，拍出这一个项目想要的东西。
后期制片人还要和剪辑师沟通。剪辑是很重要的——片子的第一生命是你去拍摄的这么多东西，第二生命就是剪辑。经过剪辑之后这些素材能够拼接出有意义的艺术。除了中间拍摄内容以外，剪辑是最重要的。
我在团队里面要求制片人同时要有拍摄和剪辑的能力，因为当你自己剪过片子之后，拍的东西缺失了啥东西，不会出现想把东西拼在一起却拼不起来的状况。当你有了剪辑的思维之后，你拍东西就比较准确。然后是制片助理协助制片处理项目的一些烦琐细节。
除开制片人，我们还设有剪辑总监岗位，他首先是管理剪辑团队，跟后期剪辑师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然后是初剪的把关者，就需要编辑总监把控，初剪里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怎么调整这个东西。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当不同剪辑师过来问你遇到不同的障碍和瓶颈要突破，这样一个时间段剪辑总监要通过你自己的思维给出一些意见建议。剪辑师作为剪片的主要操刀人。
最后是总制片人所发挥的作用，他要把握内容的大方向、品牌的风格定位，也就是这一个品牌、这个号、这个微博、微信号到底说什么？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建立制作流程（前期到后期）；帮助制片/导演确立片子内容，拍摄脚本。
前面讲的横店那个片子大概有八成以上内容在去之前就已经定下来，我们事先就已经做好资料收集。比如那边哪个剧组在拍戏、有群演头头的微信群、一帮人在宿舍里面拍快手，所有的人物我们都已经找好。大部分的拍摄内容，在去拍的时候就已经在脚本做了呈现。
总制片还要把关每一个片子的定剪，我们分为三个，初剪，二剪和定剪。最后挖掘有潜力的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箭厂在视频产量方面有了较大提升，但我们并不算是所谓的“流水线生产”，也不想做纯粹的“流水线生产”。
原因在于，我们的内容是多元化的，接着形式也就会多元化，而流水线的工作方式会磨灭掉内容本身的特色。
我们推崇的生产方式是充分的沟通与理解，以前面所讲的团队分工为基础，在视频生产中间的每个环节间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过程。
我作为总制片，会尝试把沟通过程变得更流畅一点。比如我会思考怎么建立一个制度可以令导演跟制片拍回来的内容是能跟剪辑师产生充分沟通的，这样剪辑师就更清楚地知道导演想要表达什么。
因此，我会尽量让每个项目团队在组成之前就把分工和工作细节定下来，比如说一个片子可能是哪一位剪辑师剪，还是说导演亲自剪。回来之后，导演跟剪辑分别去看他们的素材，然后讨论出他们的剪辑脚本，再去做剪辑的工作。
这种工作方式的好处是让内容变得比较鲜活，而流水线的前提是你要将视频规格化，这样内容就会有点失去活力、变得同质。
箭厂的岗位都是弹性岗，不用一直呆在办公的地方办公，所以对各个部门来说都采用责任制方式，
比如做制片、导演岗位的同事每个月都会有一定的产出，不管是拍成了一个艺术片，还是说已经联系上了一个故事或选题，或者挖掘出一些选题正在进行中。相较而言，剪辑师就非常容易量化一点，可能是剪了几个片子，或者是处理了多少分钟的素材。
在KPI方面，我们既不去看那些很量化的东西，考核也不和具体的数据挂钩，是因为我是觉得一部片子的好与坏，不一定跟点击率多少关系。
比如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视频，导演做了关于雄安新区一些跳芭蕾舞小孩的故事，其实它点击率一般，没有像”东北往事“那样受到大众讨论。但是他拍出来却很有画面感，议题本身也关于小孩子的成长与抉择。
我认为整个片子无论是从拍摄上也好，还是从后期剪辑上也好，最后呈现出的效果都非常优质，只是点击量没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说真的，我自己去概括自己的工作可能更专注于“看”，我必须得有这个感觉：能准确看出这个片子到底是好是坏。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对故事有敏感度，能够觉出议题、人物、事件中最引人入胜或最有张力的地方在哪里，只有你有敏感度了才能让你的团队或摄像机可以拍下来、追下去。
而除了敏感度之外，对画面的感觉，对声、视、听语言的理解，这些不那么容易被量化计算的东西同等重要，所以艺术更多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这靠的是你的内在修炼。
近些年来，我们开始创新内容形式，尝试了首支歌舞类短片《当外送小哥遇上额温枪女孩，他怎么样才可以忘记她?》。
与纪实类短片相比，歌舞片拍摄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你需要去设计剧情、台本以及动作，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此外我们还与其他平台合作生产了不少优秀品质的内容，比如和腾讯联合出品视频《在北京，宠物狗们体验着高级spa、冷冻、选美和殡葬服务》，这一个故事主要介绍了北京的宠物狗与狗主人的故事。其中我们拍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狗狗也有银行，狗狗也有火化葬礼等，我们从生到死记录了狗狗们的一生。
这个选题由腾讯新闻策划，故事本身出自于腾讯一位撰写非虚构文章的记者，我们在和记者沟通后便拿到了线索，一起敲定了视频的拍摄方案。
我们还与小央视频联合生产了视频《23岁，我决定去非洲卖手机》，讲述了一名中国小伙在非洲卖手机的故事。
这个选题其实在我们和央视网合作前就已经做过部分调研，但因为选题本身需要动用的人力、物力较大，所以单独出资去拍负担会较重。后来，央视网找到了我们，希望做一些中国故事，于是我们加深调研，直接透过跟央视网合作的资源去联系手机公司，也联系到视频中的主人公，就这样展开了故事挖掘的工作。
这4年来，箭厂其实没有出过什么现象级作品，我们当然追求这类“爆款”，但这从来都是可遇不可求。我从始至终坚持认为，我们的满足感在于对好内容的追求，而非外界的追捧和数据的反馈。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碎片化的内容时代，我在思考的是当碎片化到达一个极致时，人们会不会又想要看一些比较完整的视频？我坦诚自己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预测者，但我相信一个有质量的内容或者是有深度的内容，它依然有它固定的受众，这些受众也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创作者包括平台本身，有没有很好的方法把这一些内容分发到那些观众那儿去，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好好考量的事情。
未来，我希望箭厂能在内容深度以及内容方向上能够直接进行更多的挖掘，突破我们的舒适区。比如以前我们的内容更多会跟社会议题相关，或者跟人物故事性相关，这些属于常态。
我们也会尝试一些虚构类视频，比如我们刚做完的歌舞片，即将做完的喜剧片等等。我们不想把自己框死在一个所谓的“纪实类内容团队”中，我们的目标始终是做好的内容。